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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杨天风看得是长远，必须以残酷手段震慑伪军，并进入荷泽、济宁地区展开作战，以展示新七军的力量，收束人心，避免这些武装沦为伪军。

    伪军的战斗差，与新七军正面作战当然是白给，但也不要忽视伪军和伪政权的作用。日占区比较稳固的地方，县城和城镇可以由少量日军协同大量伪军，甚至完全由伪军负责控制。

    而伪军除了维持当地治安，还能帮助日军完成包括征税、征粮、拉夫，修建军用设施，抢夺物资等任务，还包括搜集情报，奴化拉拢老百姓和抗日人士等等。

    抗战中后期，正是因为大量伪军的出现（数量甚至过日军），帮着日军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并大大缓解了日军兵力的窘迫。有伪军帮着守备地方，甚至还协同日军扫荡，鬼子自然腾出了更多的机动兵力，对敌后抗日武装进行围剿打击。

    所以，杨天风要提前动手，尽量把这些地方武装收归己用；形如土匪的，则加以消灭，以免其日后为虎作伥。

    顶着鲁豫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的头衔，杨天风编并地方武装还是有些借口和理由的。

    当时在山东，除了八路军的政权，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和于学忠的苏鲁战区在争夺政权上闹得不可开交。按理说，于学忠是以战区总司令名义入鲁的，负有节制鲁、苏两省军政之责，官位应在省主席之上。沈鸿烈作为省主席和战区副总司令，应从属于于学忠，而沈却自作主张呈请国民党中央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政府委员，而行政院会议也竟通过了这一任命。

    于是，沈鸿烈便要于学忠作为山东省政府委员的身份听命于自己，由此也可看出蒋对于学忠的态度。他对于学忠是不信任的，不甘心将山东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于学忠。

    于学忠不满沈鸿烈的所作所为，便在经费上刁难沈鸿烈。因为经费是统一由国民党中央用空军投给鲁苏战区司令部，再由于学忠转给山东省政府和新编第四师。在转当中，于学忠经费充裕时，就如数拨给；在经费不足时，于学忠就托辞不或少。于学忠在经费上掌握主动、有权，而沈鸿烈则受到很大束缚，对其部属不能按时饷，影响统治威信。

    而且，于学忠以战区名义大规模整编山东地方部队，更为沈不满。这些部队，许多是沈已控制或力图控制的。如张里元、秦启荣、赵保原、厉文礼等都是沈鸿烈任命的专员，其部队已被沈点编为保安部队。但这些部队，都被于学忠整编为战区游击部队。这种整编不仅削弱了沈鸿烈保安司令部的力量，而且使沈不得不重新调编所属保安部队。

    沈、于二人的明争暗斗，自然影响到了山东各地方武装的给养和前途。加上省政府和战区司令部都在微山湖以东的鲁南、鲁中地区，对鲁西、鲁西南鞭长莫及。这些被沈任命为专员或保安旅、团的武装不仅经费短缺，且时断时续，更对沈、于出的命令不知该如何执行。

    而在敌后坚持抗战，现实是必须掌握的生存技巧。换句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新七军的崛起，便给这些地方武装提供了选择的余地。

    早在新七军光复商丘等地，迫近鲁西、鲁西南之后，有很多地方武装便派人前来联络，希望能纳入鲁豫皖边区的管辖范围，由新七军解决武器、粮饷等问题。

    天高皇帝远，沈鸿烈、于学忠既管不着，又帮不上，为了前途着想，投靠杨天风似乎是不错的选择。否则，孤立无援只能在三方势力（国*军，八路军，日伪军）的角逐竞争中被打垮消灭。

    杨天风先至商丘，与刘琛、周遵时短暂见面商议，然后便赶赴单县，接见各家地方武装的代表。

    而趁新七军大胜，光复单县、金乡，逼近荷泽地区，杨天风已经以游击副总指挥的身份布命令，不少地方武装便派出代表，甚至迫不及待地开拔，进入新七军的地盘，或向新光复区靠拢。

    其中便有在成武、单县活动的国民党第七路军司令曹斑亭及其属下陈伯阳、张汉山、曹国辉等部一万两千余人；曹县地区的第二专区专员兼山东挺进军22纵队司令孙秉贤所部约两千五百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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