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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借助于后世的研究和观点，“惊雷”和“柔风”似乎又是资深评论家、战略战术分析家。对中日大战的几次战役进行了精僻的分析和评述，包括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战、武汉战役、南京保卫战等都有独到新颖的见解。

    同时，杨天风还对中、日两国*军队本身的优缺点及作战特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很多以巧补拙、以长补短的方法。其中特别陈述了国*军抓壮丁充军的危害，以及很多军队训练时间太短、思想教育不足的重大缺陷。

    当然，杨天风也对国*军各部派系重重，各自为战，很少精诚团结，合力作战，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予以了批评。并指出很多国*军高级将领思想呆板，战术单调，虽有热情却敌未歼、身先死。特别是各次重大的会战，壮烈，可惜却无法阻止日寇的铁蹄南下西进。

    一开始，杨天风还只是想振奋国人的抗战意志，改进抗日武装的斗争方法，但到后来，不时接到赵雨柔的信件，其中提出很多疑惑，或与之辩论争执。杨天风才突然醒悟道：连赵雨柔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对中、日之战的很多问题都搞不懂，更何况那些普通人了。肯定会被那些他们不懂的政治、理论、战争搞得晕头转向。

    在抗日时期，民众思想的混乱也确实很厉害，思想的混乱引起国家凝聚力的分化甚至是矛盾。最怕是在应该一致对外的非常时刻，思想的混乱和矛盾，可以使国家不堪一击，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乱象，就是很好的说明。特别是汪精卫降日后，他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其“和平建国”理论也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

    而日本则不同，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

    这些日本文人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及中国人如何愚昧和野蛮；或歪曲描写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这就是活跃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把派往侵华前线从军采访的作家们称为“笔部队”。

    在侵华战争中，“笔部队”和“枪部队”(武装部队)，形成了上下呼应、“官民一致”、软硬屠刀、文武两道的军国主义战时体制。

    “笔部队”及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更重要的，侵华文学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战魂”和“军魂”就包含在其中，日本人对华侵略的思想“理念”、对华侵略的狂热情绪，就包含在其中。

    枪对枪，笔对笔，物质和精神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也就是杨天风始终在抽出时间，使“惊雷”和“柔风”不断推出新文章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杨天风还派人搜集，将日本鬼子的斑斑劣迹记录整理，不时地向根据地的军民宣传鼓动。

    杨天风忙啊，苦啊，累啊！但强迫工作和自主工作那是不一样的，杨天风没想到的是，他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身于越来越繁重的工作当中。这便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因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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